中国的商业活动起源于商周，武王灭商，商朝遗民为了生计东奔西跑做生意便有了“商人”概念。陕西的对外经济贸易亦在同时代出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秦商名列十大商帮声噪一时，垄断中国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东府大荔襟三河带众山、控三秦守西京，地位和作用都不可小觑，可谓“秦商故里”。

秦商应运而生

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包括汉唐盛世在内的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作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陕西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举世辉煌集中反映在商业贸易上，并由此缔造了声闻天下、影响深远的陕西商帮（陕商、秦商）。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考虑到政治文明、自然地理、商业环境和巩固边防的综合需要，在陕西等地实行了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陕西商人抢抓机遇发挥优势，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和晋商、徽商齐名神州。与南方商帮以手工业品换取原材料赚取加工利润不同，秦商则以经营起家, 他们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技术资本优势转化为技术和资本增量，顺时趋势世代积累，漫长时间考验炼成诸多“关中巨富” “盖省财东”，今大荔、临渭、韩城等区县就多有分布。

从事边境贸易的秦商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他们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善以智谋取胜。坐在家里能把千里之外的钱挣回来，主要采取的是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经营模式，然后利润分成，这种合伙制经营体制，与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类似。明代，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清代，具有开放心态和协作精神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强强携手、相得益彰，在盐业、药材、酿酒、棉布、茶叶、水烟、木材、典当等八大行业蓬勃发展，并且摆脱了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自身发展顺应了商品经济需求。

“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秦商的荣辱观既符合陕西人性情，也适合工商业活动需要。“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生意要勤快，用度要节俭。”秦商善于研究市场变化规律，从大处着眼，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人硬、货硬、脾气硬”，信誉卓著，购销两旺，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秦商以坚毅果敢的开拓精神，诚实守道的经营理念和吃苦耐劳、服食简约的朴素民风，及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为发展商品流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赢得了长达五个世纪的贸易通商胜利，蔚为中国西部开发的第一代“西部牛仔”。 

精英荟萃大荔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主要以同州商人为代表，处在关中平原东部最开阔地带的古同州新大荔地区，历史上富甲一方的著名商业家族就有好几十户，四川开盐井西安经营地产与商业的禹得彦家族、贩布于吴越荆楚的王子正家族、经营钱庄的白凤起家族……都是名冠神州。

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开篇就从大荔赵渡镇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这里尚不能确定书中提到的便是在江南贩布的朝邑人赵锐家族，但埝桥同堤确有一个赵氏庄园。赵家先祖经营药材、布匹起家，后经营水烟、茶叶生意，在兰州、上海等地设立商号，产品畅销内蒙及西北五省，掌控陕甘晋、影响江浙沿海。后人赵松泉发展壮大老商号，二十世纪初位列大荔首富。赵家深明大理仗义疏财，今华山“老君犁沟”段铁索扶手即为赵家捐铸。

同一时期，大荔与赵家并富的还有温、李等大财东。清池回族富商温纪泰在四川自贡做井盐生意，发家后在家乡购置了大量土地，从羌白镇到渭南官路镇沿途都是温家的土地。地多银子更多，随便一个地窖里的银两足有百万锭。八鱼李家世代经商，四大堂号遍布西安、兰州、上海等地，主要经营盐、绸缎、粮食等，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就挖出过白银一千余万两。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李家城垣，家丁最初用砖块回击，砖扔完后就从地窖搬出银元宝向外抛，富足可见一斑。

大荔之所以财东众多，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蔚为关键。一方面是地广物丰、民殷财阜。同州居晋、陕要冲，气候宜人，田地肥美，有种必收，小麦棉花、畜牧杂产，天下粮仓应有尽有，万物皆生，羌白古镇即是关中三大皮货中心之一。一方面是勤劳朴实、吃苦耐劳。自古多民族聚居融合的脾气秉性，让他们做人做事老实认真不插斜，大气从商，不欺客宰客、诚信经营，走到哪里都体现出对人对事的虔诚，县城“裕宗敬”皮货庄每年生产的上百件“二毛皮甬”供不应求凭得就是“诚信”二字。另外，水陆并济、四通八达。黄渭洛三水运输通中州、达陇原、接巴蜀、连京畿，能源消耗低、综合效益好，商旅云集大荔多赖航运。同时，周原道、秦驰道、唐宋古道以及后世“国道”纵横交错，商品流通快捷为他地所不能比也。

兴衰启迪后昆  

秦商作为明清时期发展最早、资格最老的著名商帮，按说事业必将兴旺发达到永远，由于他们多为农民进城经商，无法与农村脱离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从腰缠十万下扬州到乡下来再回乡下去，最终不能融入城市主流人群，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处于边缘人的悲凉地位。

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以农守财是秦商无法摆脱的历史心路，注定了秦商最终没有前途的历史命运。进入清朝后期，陕西商帮内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清末整个时代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时缺乏应变，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战乱和饥荒，使得许多商业家族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特别是清同治初年的民族冲突，产业停滞、家破人亡，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的征粮派响、捐资助剿以及重建家园，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曾经辉煌的名门望族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秦商的兴起与衰败，其中值得回味和咀嚼的积极因素很多。大荔地区众多财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方的名门望族，不仅因为他们经商有道，更重要的是家教和学风。八鱼李家的中坚人物李怀瑾便是一代孝悌仁爱、品行高尚的儒商，他不到二十岁就从父亲李忠清的手里接过了经营家业的重任，给科试捐试卷经费、捐赠银两修缮同州试院、修文庙、修同州府城防工事，做了很多善事好事。怀瑾祖孙三代从嘉庆至同治年间，运势如日中天，家族中成年男子都捐有官衔在身，族系的财富和运势攀上了空前高峰，并且一举成为大荔地区首屈一指的富族，一切皆源于质朴的家风。

纵观陕商辉煌，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商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秦商在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等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高山巨川不能阻挡秦商经商致富的脚步，上入甘、下进川，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秦商的袅袅炊烟，还有哪样艰难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

现如今，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黄河金三角，大荔渭南乃至陕西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期，我们富有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秦商重镇雄风、再度成功自不在话下，让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