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花倚石，淡墨写“生”

——《近代书画名家蒙寿芝作品选》序

蒙寿芝先生（1869—1937）名树培，号邋遢僧，以字行世，陕西大荔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任山西潞安府长治县知事，后迁职广东花县县令，为官清廉。入民国，无意政界仕途，先旅居北京，后居上海多年，广交名家圣手，潜心精研书画篆刻。

蒙寿芝先生出身武门世家，其父蒙师恩、叔父蒙师善于同治十二年（1873）同中武举，御赐“兄弟同科”匾额一面，一时传为佳话。其父蒙师恩中举后，诰授昭武都尉，钦加四品衔，并候选为守备。蒙寿芝先生幼从庭训，其塾师乃关中著名学者周爰诹，好读书、喜翰墨，扎麻为笔，用稀泥水代墨，以方砖当纸，临习古代经典不辍。蒙寿芝先生书画亦受其师周爰诹言传身教，画宗清初合称“四王”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书学二王、黄庭坚、赵孟頫、赵之谦等。先生17岁入同州邑痒（古代设在府、州、县的官办学堂），学台（全省教育事业的最高长官）观其习作，赞曰：“字盖十城之冠。”晚年皈依佛门，投于近代著名高僧印光法师门下。蒙寿芝先生虽长于右任先生10岁，但因书法之缘、乡党情义二人交往甚密，遂义结金兰。蒙寿芝先生由北京到上海定居时参与诸多艺事，通过于右任的引荐，蒙寿芝先生便得以与上海书画名家如经亨颐先生、钱化佛先生、王一亭先生、黄宾虹先生、张大千先生、丰子恺先生等经常切磋书艺画技，并与钱化佛等人创办之“艺乘书画会”，与于右任先生等人创办“寒之友社”；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八日及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七日，《申报》连续刊载题为《书画家合作精品扇面展览会》《海上名人合作书画折扇》之消息，报道蒙寿芝与沪上诸友人联合作画事情。其中题为《海上名人合作书画折扇》消息也报道称其与王一亭、商笙伯、钱化佛、叶柏皋、杨度、贺天健、黄宾虹、李芳园、骆亮公、江一南、姚禹（虞）琴等艺乘书画会画友三十余人“合作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走兽、行楷、篆隶。每页定价一元至五元”，于“国历六月六日起”，在沪上三马路云南路口举行展览，“欢迎参观，不用门券”；戏剧理论家徐羡云先生编纂戏曲史论资料集《梨园影事》，于1922年由上海东华公司出版时，邀请于右任先生、蔡元培先生、吴昌硕先生、夏寿田先生、张伯英先生、刘海粟先生、张光宇先生、周瘦鹃先生等众多名人配图题字，蒙寿芝先生亦受邀其中，为龚云甫先生剧照题字：“深得命妇态度”。

民国十八年（1929）前后，陕西连年大旱，关中、汉中50余县霍乱横行，凡树叶、树皮、草根之类，俱将食尽，灾民遍野，死者载道，掩埋无人，这便是历史上令人震惊的“民国十八年年馑”。1929年的大荔县，“秋禾为洛水淹没殆尽，死亡相继，设粥厂11处，仅容4000人，待赈饥民7万人以上。”时在上海的蒙寿芝得悉这一惨状，哀恸不已，遂发起陕灾书画助赈会，呼吁赈灾。同年七月十九日，蒙寿芝与曾熙发起陕灾书画助赈会在宁波同乡会开幕。七月二十六日，《时报》《申报》在醒目位置刊发新闻，称“旅沪陕人蒙寿芝君等爰有陕灾书画助赈会之发起，赞助者有曾农髯、伊峻斋、王一亭、王钝根、谢公展、李浩然、李蠖叟、虞澹涵、程万里等二十余人，自七月十九日起二十五日止，公开展览于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又该会书画每张只售五元，购者既有名家书画之实惠，又得拯救陕省灾民之美名，海上同胞，速起购诸。”其中《申报》记者还称“蒙寿芝书画皆精”，出品“山水数帧，类均精品，余最爱其《萝卜》一幅，自题‘随时为农为圃，不须风雨经营’。（张）丹斧题‘好大萝卜’四字，益觉佳趣横生矣”。后蒙寿芝又在南京、上海举办书画展，将义卖所得全部捐赠赈灾。

民国二十四年（1935）底蒙寿芝先生自上海返陕西大荔故里，沿途各省、地书画界热情迎送，索字求画者应接不暇，民国二十五年（1936）底，先生抵达故里，回乡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但因路途颠簸、劳累致疾，次年逝于家中。

蒙寿芝先生五体皆能，以行书为最。其行书根植于赵之谦北魏体楷书，楷书参以行书笔意，以碑化帖，字形变扁方为长方，并借草书字形，用以贯通行气，可谓独具一格。在用墨上，借鉴绘画用墨法，浓淡干湿互现，更具节奏感。晚年汲取黄庭坚行书笔意大开大合，体势开张，形成了恣肆苍茫的个人风貌。

蒙寿芝先生晚年一心皈依佛门，拜年长久驻江浙沪的陕西合阳籍大和尚印光法师门下。弘一法师也为印光法师徒弟，其以求三年方才得之。印光法师幼年因读程朱理学、韩愈、欧阳修之书，受影响而辟佛。十五岁后，病困数载，自幼病目，几乎失明，得读佛经书，始悟前非，乃回心向佛，至是一心念佛，目疾乃愈。印光法师平生自行化他，一心净土为归，即肇端于此。印光法师长蒙寿芝先生八岁，合阳县又与蒙寿芝先生的故乡大荔县比邻，两位关中乡党在当时的上海感情日笃。民国十九年（1930），皈依后的蒙寿芝先生写“妙法莲花经”两通，现存一册，该册于民国二十年（1931），由上海新国民印书馆双色印刷，刊行于世，于右任先生为之题签。于右任先生序言更称：“寿芝老人幼从庭训，有书名。长仕于晋，入民国后遂专心书画，旅北平及海上多年。其作品老而益精，人争宝之，近以所书莲花经见示，山谷再世，此当首肯。因请其付印公之于世。书有佛心，所被远矣。十九年十二月，于右任。”印光法师长跋曰：“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早成正觉，号正法明。但以度生心切，救苦情殷，故复不离寂光，垂形九届，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如本经所说，不须再述。奈世之未闻佛法者，纵知菩萨随感即应，于生佛心性妙理，未能明了，意谓菩萨虽大慈普覆何能遍法界感、遍法界应而了无差殊乎？不知菩萨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众生背觉合尘，故菩萨莫由施其济度，倘一念同光，即得随己诚心而得其救拔也。又如月丽中天，影临众水，大海大江，小沟小渠，乃至一滴亦见全月。水若昏动，月则不现。一人观之，只见一月，虽大海之中，亦无雨月，百千万人观之，各见一月，月何容心哉。人若无目，水若昏动，月固无异，而不能见。此世间色相，尚能如是。况菩萨圆悟唯心，彻证自性，兴无缘慈，运同体悲，离念离情，圆知圆见，岂不能于尘杀世界，普应群机，而垂济度乎哉。若能改恶修善，敦伦尽分，又复常念圣号，则有求皆应，无愿不从矣。设或未应，乃诚之未至耳。张镜吾居士得蒙寿芝居士所书之普门品，令题数字，因标其句读而略示感应之义云。同乡僧释印光题。”蒙寿芝先生在卷末题记曰：“佛经句读多不甚解以是生涩，当书此经时仅依坊本，录成二本以一本赠张镜吾兄，请其就正于法师。法师校阅题识后携归见示，喜曰：吾二人居海上，毫无他长，不知何因得与法师、一亭、右任、镜吾诸先生结此一桩佛缘，亦人生乐事也。因并付印，俾当代众生咸知佛法，正大光明，普度为怀。信依法师所谈，审能行之，自当脱离苦海同登彼岸云耳。寿芝又记。”翌年5月15日，《申报》特刊《蒙寿芝书法出版》消息，更称：“陕西书画大家蒙寿芝，近有‘妙法莲花经’发行，笔力遒劲，可为临池家之参考，中有于右任、印光法师长跋，王一亭画像并题字等，代售处四马路世界书局。”

抄写经典著作是个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从魏晋起就有此风气，《晋书王羲之传》中九曾记述这位爱鹅成癖的书圣，为了得到鹅群，心甘情愿为道士写《道德经》作为交换。类似的故事，亦见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的仇英《赵孟頫写经换茶图》是流传海外广为人知的吴门绘画名品。画卷中，只见与僧人对坐的白袍文士，正欲提笔于石桌上作书，却又不禁回头望向趋前走来、手捧茶盒的侍童。此情此景，描绘的正是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写《心经》换茶的故事。如此看来，写经这一举动，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价值意义，可能在于书法本身，还可能在于当中所含藏的宗教意涵和功德福报。不唯古代知名大书法家，广大民间信众之间也于流俗默化中亦多少知悉此事。义净三藏法师有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可见经书得来之不易，经书在佛教徒心中的地位也可见一斑，更有刺血为墨写经典。血经，是我国佛教文化史上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物，也是我国书籍抄写本中难得的文化瑰宝。刺血为墨所写的经文，俗称血经。佛教徒的修行和传法，离不开“经”。佛教感召人的各种精义，也全在“经”中。佛教东渐中国之初，译经和写经是佛教徒的重要工作。抄写经论是僧人分内的事，何况“书写一言，功超数劫”。苏州光福圣恩寺就藏有明清之际刺舌血所缮写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一部经书的抄写就约需三十年。近代弘一法师也曾用血为墨书写经书、偈语，以表达虔诚的礼佛之心，印光法师曾向弘一法师传写经的方法。

蒙寿芝先生博撷约取、由形入神、堪称风范，无可争议的成为陕籍书画家之翘楚，先生常与于右任先生、徐朗西先生、阎甘园先生联袂并列，共同出现在各种书画艺术活动场所，被称寓沪陕籍书画之四大家。日本艺术史学者西上实发文将其与齐白石先生、瑞光和尚（雪庵）、王梦白先生张万里先生并列，获誉颇多。其作品在民国初期就已被日本诸多美术馆收藏，其艺术成就誉满海内外。于右任先生曾在蒙寿芝先生画作中的题跋“奇花倚石，淡墨写生。”纵观蒙寿芝先生的一生，经历了国家之巨大变迁体悟到人间百态真可谓是“奇花倚石”、丰厚壮丽，但在晚年却留心翰墨、心皈佛门，真可谓淡墨写其一生。

蒙寿芝先生的曾孙女蒙秀兰女士整理了蒙寿芝先生的书画作品准备出版，邀我写序，我诚惶诚恐。无知后学，怎敢为序。写点学习先生的心得与感想，以与同好交流，并祭告先生在天之灵。

    作者简介：钟明善，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导。程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安交通大学讲师。